這位關(guān)鍵人物便是張浚，只不過此時并未來到西北。

    排擠王庶、自己又被反咬了一口，做為曲端的長期屬下，深知曲端過往的吳階心中不得不憂懼起來，但此時吳玠只能隱忍。

    對抗金軍，西軍其余各路軍馬、甚至一些關(guān)陜義軍，是如何輕信了曲端的合兵并進之約而導(dǎo)致慘重損失、甚至魂斷沙場。

    同樣吳玠也不會忘記，曲端為了排擠朝廷特使、文官王庶，坐視金兵圍困延安城而不救，而后卻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，險些置他于死地；此外多少與曲端同階同級的將領(lǐng)、多少與曲端互不統(tǒng)屬的義軍首領(lǐng)，都在不知不覺中著了曲端的道兒；甚至身受朝廷保護的特使，也要受曲端的鉗制。

    自己身為屬下，曲端對他有絕對的生殺大權(quán)，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，也就等于危如累卵。

    所以，吳玠恨曲端有理，卻不代表他誣陷曲端謀反有理，這個是非還是要明確的。

    縱觀兩宋交替之時，曲端所做所為，身為南宋初年西軍統(tǒng)帥的曲端得罪下的人還真不少，活人和死人都有。死人，逝者長已矣，倒也不用擔(dān)心虛無縹緲的魂魄會來找他算賬；活人，就大大的麻煩了，都在攢足了勁兒等著、策劃著曲端的現(xiàn)世之報。

    只是吳玠心中明白，處置曲端只能由上面來處置，自己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，所以一直將這份怨憤埋于心中，直到等到那個該出現(xiàn)的人出現(xiàn)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建炎四年，張浚提出經(jīng)營川陜的建議，出任川陜宣撫處置使。

    曲端雖然在西軍中有諸多的不良記錄，但曲端的能力在劉法、種師道、種師中、劉仲武等一干西軍名將凋零后，卻是首屈一指的。

    初到川陜的張浚，多少具備了馴服曲端的條件，而且張浚對曲端也是十分厚道的，在宋高宗趙構(gòu)己經(jīng)對曲端開始生疑之際，張浚向朝廷力保曲端無反意，這是對曲端的救命之恩；筑壇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，是對曲端的知遇之恩。

    迅速協(xié)調(diào)、整頓西軍諸路人馬，使得上下同心戮力，一致對外，是張浚的行政之才；汰庸者而選賢將，用趙開而拓財源，使得西軍在無糧餉之憂，是張浚的識人之才。恩同再造、才足折服，可以說，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戰(zhàn)前是對張浚滿懷感激和崇敬的。

    表現(xiàn)就是，富平之戰(zhàn)的戰(zhàn)前軍事會議上，曲端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見解。這固然是出于他軍人的本能、責(zé)任感和他一貫的用兵之道，但又何嘗不是對恩公的善意提醒，只不過曲端的語氣不大好，不忍見恩公在決定宋、金命運的決戰(zhàn)中遺憾終生。所以說曲端在這一點上還是厚道的。

    否則，曲端若真懷著奪取排擠之心，大可以像之前一樣，聽憑張浚實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戰(zhàn)方案；敗了，輪不到他這個具體實行者承擔(dān)責(zé)任，倒足可叫凌駕于自己頭上的張浚在四川無法立足。

    可以說曲端是個爭權(quán)奪勢的好手，但在揣測人心或是為人處事上卻差的遠了，終于因在用兵一事上，不知言語高低的曲端徹底得罪了張浚，張浚也因為自己的提攜的這個下屬不給自己臉面而勃然大怒，將處貶為團練副使。

    曲端是身經(jīng)百戰(zhàn)的武將，自然深知兵事，在看了張浚的作戰(zhàn)計劃之后，就看到了各種漏洞失算，而張浚也沒有聽取曲端的任何建議，事情也正如曲端所預(yù)料的那般。

    從曲端與張浚有爭議的開始，環(huán)繞張浚的光環(huán)便開始迅速褪色，崩壞；戰(zhàn)場上的慘敗、逃路上的狼狽，難道還會讓曲端對張浚存著當初的敬畏之心？以曲端的為人與性格，自然不會。

    西軍一連串的敗仗與人心惶惶，足以證明張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，曲端當年能不將王庶放在眼中，自然對張浚的敬畏之心既退、輕蔑之心即起。

    因為張浚有了沖突，又受朝廷懷疑，曲端受到了貶職的處理，做了團練副使。然而在張浚指揮的富平之戰(zhàn)宋軍失利后，曲端有了一絲復(fù)起之機。不止是吳玠、王庶等人坐不住，便是張浚也坐不住，他們必須將曲端這一絲復(fù)起之機扼殺在張浚的府衙里，為了自保也為了報復(fù)。

    最簡單快捷的方法，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，死人永遠沒有翻盤的機會。于是，吳玠和王庶都想到了“謀反”這個萬劫不復(fù)的罪名。

    王庶、吳玠自然不愿看到曲端東山再起，而張浚也知曉王庶是如何被曲端壓的抬不起頭，曲端起復(fù)后能不能與自己密切配合還是一個問號，而且富平之敗后，面對金軍即將入川的危局，曲端能不能像吳玠那樣心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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