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出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的董仲舒，

    更像一個巫師而不是儒生。

    在他的時代，儒學被巫術化，巫術被政治化，

    涂上了神學色彩的三綱五常

    則成為中華帝國的核心價值觀。

    三綱五常

    漢章帝建初四年（79），也就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半個世紀后，中國人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。由于它是在白虎觀召開的，所以史稱“白虎觀會議”。

    這時，正如君士坦丁之遷都拜占庭，漢帝國的首都也不再是長安，而是洛陽。經(jīng)歷了王莽之亂的王朝，則像西周變成東周一樣，由西漢變成了東漢。

    白虎觀就在洛陽的帝宮之中。

    洛陽是個好地方。在周人眼里，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“中國”（天下之中）。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，再建成周洛陽?，F(xiàn)在，帝國定都于此，應能長治久安。

    問題是，這一目標怎樣才能實現(xiàn)？

    要有思想。

    的確，統(tǒng)一的帝國需要統(tǒng)一的思想。有此思想，才有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，帝國也才能在廣闊的地域范圍內(nèi)維持統(tǒng)治。為此，秦始皇焚書坑儒，漢武帝獨尊儒術。

    然而，正如羅馬基督教內(nèi)部爭執(zhí)不休，漢代的儒家也分裂為今文和古文兩派。儒生們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斷獨裁形成定論，就像羅馬教會要請君士坦丁出面召開尼西亞公會議，討論基督和上帝的關系問題。

    羅馬和中國，是一樣的江湖。

    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。

    白虎觀會議便因此而召開，會議的結(jié)論則無關我們的痛癢。有關系的是會議紀要《白虎通》明確了一個重要概念，叫三綱。這個概念后來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，成為中華帝國的思想統(tǒng)治根基：三綱五常。[1]

    這才是一件大事。

    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義，還得再看羅馬。

    羅馬的滅亡讓人不解。他們有當時最不壞的政體：共和；最不壞的制度：法治；最可貴的精神：寬容。有此三條，便足以巍然屹立，為什么會亡呢？為什么他們在感到危機的時候，要乞靈于基督教呢？

    換句話說，羅馬文明缺了什么？

    核心價值觀。

    那么，寬容不是嗎？

    不是。價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，寬容卻與追求無關。你寬容，就寬容；不寬容，就不寬容。它其實是一種態(tài)度、精神、境界，但不是價值，也不靠追求。

    自由呢？自由不是價值嗎？

    當然是。

    可惜，羅馬人雖然追求自由，也崇尚自由，卻沒有把它寫在自己的旗幟上。他們的旗幟上是鷹，君士坦丁之后則是十字架。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。

    法治與共和也不是價值，而是實現(xiàn)某種價值的方式和手段。問題是，羅馬人似乎并未意識到這兩種方式背后的價值，他們多半是以一種實用和功利主義的態(tài)度，把法治與共和當作純粹技術性手段來看待的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羅馬人有當時最不壞的制度，卻沒有支撐制度的核心價值觀。這就只能成功于一時，不能成功于一世。等他們意識到這點時，可選擇的只剩下基督教。

    基督教當然也不錯，因為有信仰。信仰的背后，則是核心價值觀。也就是說，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載體，核心價值才是關鍵。它是如此的至關重要和不可或缺，以至于必須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義，以神諭的方式說出來。

    這就是信仰的秘密。

    或者說，信仰的目的，在終極之問和終極關懷。它的現(xiàn)實意義，則在承載核心價值觀。這是世界上大多數(shù)民族都有信仰或類似信仰的原因。只不過，靠公權力樹立起權威的早期基督教，并不完全符合羅馬國情。

    結(jié)果，羅馬死了，基督教卻在她身上成長起來。

    那么，中華帝國呢？

    中華帝國也是沒有信仰的，卻只有改朝換代和治亂循環(huán)，沒有長時間分裂和制度性崩潰，這又是為什么？

    因為雖無信仰，卻有理念。

    這就是三綱五常。

    三綱就是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，五常則是仁義禮智信，合起來叫綱常，也叫綱常倫理。而且，自從宋代的朱熹將三綱與五常聯(lián)用，朝野賢愚便都耳熟能詳并奉為圭臬，維系著王朝和社會的安定團結(jié)。

    其實，綱與常是兩回事。

    什么是綱？綱就是提網(wǎng)的總繩。總繩一提，網(wǎng)眼就張開了，這就叫“綱舉目張”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的關系既然是三綱，那么五常就是目，也叫德目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三綱是抓總的，五常是管用的。

    管用很重要。一種理念如不管用，那就無法推行。五常卻放之四海皆可用。比如仁，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，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，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，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，在朋友就是與人為善，統(tǒng)統(tǒng)管用。

    義、禮、智、信，也一樣。

    在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中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是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系，儒家稱為五倫。五常既然能夠普遍地適用于五倫，當然是倫常。

    倫常這個概念，也很有意思。

    什么是倫？倫就是秩序和類別。所以，人倫，就是人類社會的秩序和類別；倫理，就是區(qū)分類別并規(guī)范秩序的規(guī)定；倫常，則是倫理道德可執(zhí)行可操作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。

    顯然，這里面有三個條件。第一，必須是簡易而樸素的，否則不可操作；第二，必須是恒定不變的，否則無所適從；第三，必須是正確或被說成是正確的，否則沒有資格充當倫理道德的規(guī)范者。

    五常恰恰就符合這三個條件。

    我們知道，常，有永久的意思（恒常），也有普通的意思（尋常）。永久就正確而恒定，尋常就簡易而樸素，當然管用，也當然可以稱之為倫常。

    那么，五常又為什么具有這些品質(zhì)？

    儒家說，因為它們源于人性。

    實際上，董仲舒的五常來自孟子的四端。端，就是道德觀念的發(fā)源地。孟子認為，它就在人心之中。因為仁就是惻隱之心，義就是羞惡之心，禮就是恭敬之心，智就是是非之心。這可是“人皆有之”的，因此是共同人性。由此推演出來的仁義禮智，就是共同價值。[2]

    仁義禮智，是價值嗎？

    是，因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。追求仁就叫成仁，追求義就叫取義。而且，由于它們是最高價值，還值得為之獻出生命。比方說，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。

    那么三綱呢？也來自共同人性嗎？

    對不起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，可沒有半點兒人性依據(jù)。然而對于帝國，三綱卻比五常更重要。只有確立了三綱，帝國的統(tǒng)治才會堅如磐石。

    這個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，因為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的建議就是他提出來的。如果不能給出滿意的答案，則奈皇上何，奈儒家何，奈天下蒼生何！

    董仲舒該怎么辦？

    天人合一

    人性中找不到的，就只能去向天要。

    董仲舒是在漢武帝即位的第二年，向年輕的天子呈交答案的。不過君臣二人似乎是書信來往。漢武帝下詔詢問治國之道，董仲舒則上書提出對策。漢武帝三問，董仲舒三答，開篇就說天人關系，史稱“天人三策”。[3]

    五常，就在這里提了出來。

    三綱的概念，則見于《春秋繁露》一書。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。據(jù)說，為了撰寫這部巨著，他在書房的窗戶上掛了帷幕，三年都不往園子里看上一眼。

    那么，董仲舒又如何證明三綱五常？

    天人合一。

    這倒是耳熟能詳?shù)恼f法，卻實在需要解釋。

    漢語中的天，英語或者翻譯為Heaven（上蒼），或者翻譯為Nature（自然）。實際上在董仲舒這里，兩種意思都有，因此應該是Nature加Heaven。

    為什么這樣說？

    因為它有三大特征。

    首先，天是終極創(chuàng)造者和最高主宰者。它創(chuàng)造了世間一切事物，也決定著人的命運。比方說，誰當天子，誰坐天下，要不要改朝換代，等等。授予治權就叫天命，更換王朝則叫革命。所有的王朝，都不過奉天承運而已。[4]

    誕育萬物并當家做主的，是天。

    但，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樣無形的神。它甚至就是自然界，是由物質(zhì)、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規(guī)律和規(guī)則結(jié)構(gòu)而成的。物質(zhì)有金木水火土，規(guī)律則是陰陽五行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對象，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。

    什么是陰陽五行？

    陰陽主要是《周易》的概念。按照這種觀點，世界或宇宙的構(gòu)成、運動和變化，總規(guī)律就是陰陽的關系。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陰陽兩面，它們相反相成，對立統(tǒng)一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而且陰會變成陽，陽會變成陰。

    顯然，這是哲學，不是信仰，就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質(zhì)歸結(jié)為“數(shù)與數(shù)的和諧”。

    五行也一樣。它首先是五種物質(zhì)或自然現(xiàn)象，同時又是兩種關系，即相生相克。相生就是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；相克則是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這豈非規(guī)律？[5]

    有物質(zhì)，有規(guī)律，可認識，豈非自然界？

    然而這個自然界卻有意志，有感情。春就是喜，夏就是樂，秋就是怒，冬就是哀。天命和革命，則體現(xiàn)了天的意志。天甚至還有道德，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載物。[6]

    既是自然界，又是有情人，還是主宰者，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。而且，這也是當時中國人的共識。

    這樣一種存在，不要說西方人，就連現(xiàn)代中國人恐怕也很難理解。明明就是創(chuàng)世主，卻又不是創(chuàng)世神；明明就是自然界，卻又有喜怒哀樂，你說是什么？

    也只能叫老天爺。

    是的，一個好心腸又愛發(fā)脾氣的老爺子，卻絕非玉皇大帝或觀音菩薩那樣的人格神。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樣也是無形的，卻又有著堅強的意志和豐富的感情。

    這樣的天，其實就是人。

    唯其如此，董仲舒才說“天人一也”。[7]

    在董仲舒看來，天與人是同構(gòu)的。比方說，天有三百六十六日，人有三百六十六小節(jié)；天有十二月，人有十二大節(jié)；天有五行，人有五臟；天有四時，人有四肢；天有明暗晝夜，人有睜眼閉眼；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喜怒哀樂；天有陰陽剛?cè)?，人有君臣男女――豈非同構(gòu)？[8]

    同構(gòu)則感應。所以，社會和諧，則風調(diào)雨順；民怨沸騰，則天崩地裂。因為天與人不但同構(gòu)，而且相通。生命相通，道德相通，情感也相通。

    天人同構(gòu)，天人感應，天人相通，這就是正宗原裝完整版的“天人合一”。

    問題是，這套說辭有什么意義呢？

    以天道說人道。

    話，首先是說給統(tǒng)治者聽的。董仲舒對漢武帝說，臣讀《春秋》，最感到驚心動魄的，就是如果君王無道，上天便會先用災害來譴責，再用怪異來警示。倘若冥頑不化、屢教不改，那就要發(fā)動革命來進行懲罰了。[9]

    漢武帝讀到這里，恐怕著實嚇了一跳。

    好在董仲舒又說，如果君王有道，則會出現(xiàn)祥瑞（鳳凰或麒麟之類），證明當今圣上是堯舜之君。

    漢武帝這才松了一口氣。

    董仲舒這樣說，很可能有一種良苦用心，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權。是啊，天子的治權既然來自天命，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，知識分子也就有了發(fā)言的權利和理由。

    這是備受后世贊揚的一點。

    可惜董仲舒沒有想到，他用來對付皇帝的，皇帝也可以用來對付臣民。比方說，要除掉某個并無過錯又看不順眼的大臣，便可以使用“天厭之”的名義。

    中國的皇帝，可不是狄奧多西。

    更何況，要讓皇帝服從天意，就得承認他是天子，并以皇天上帝的名義賦予他崇高地位和絕對權力。

    三綱之說應運而生。

    需要說明的是，把三綱理解成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，是白虎觀會議以后的事，董仲舒說的只是三種關系。只不過這三種關系最為重要，所以是綱。

    那么，為什么是三綱，不是四綱或五綱？

    因為要以自然說社會。漢儒認為，世界上最重要的無非天、地、人，叫三才。三才對應的當然是三綱。換句話說，君臣就是天道，父子就是地道，夫妻就是人道。

    這就叫“天人合一”。

    天道有三才，人道就有三綱；天道有五行，人道就有五常。五常是個人品德，三綱是社會倫理。后者高于前者，因此綱為三，常為五，就像三皇五帝，三王五霸。[10]

    呵呵，中國人的說法，總是三五成群的。

    剩下的工作是解釋。

    解釋三綱的是陰陽：君為陽，臣為陰；父為陽，子為陰；夫為陽，妻為陰。陽是主宰和支配陰的，陰離開陽則不能存在。所以，臣服從君，子服從父，妻服從夫。這就是“王道之三綱”，而且“可求于天”。[11]

    五常則利用五行來解釋：仁為東方之木，義為西方之金，禮為南方之火，智為北方之水，信為居中之土。只不過，這個解釋是《白虎通》的，不是董仲舒的。[12]

    這樣一來，三綱五常就變成了一種“天啟道德”。由于來自天啟，也就具有了類似于天啟宗教的性質(zhì)。儒學有如神學，儒生有如神父，孔子有如教主。儒家思想和禮樂教化被稱為“儒教”，并非全無道理。[13]

    看來，漢武帝時代的兩位大儒都不再純粹。公孫弘當然是官場老油條，董仲舒則更像一個巫師和道士。而且正是他開創(chuàng)的今文經(jīng)學派，還把儒術變成了巫術。

    那可又是一臺好戲。

    政治化巫術

    公元56年，也就是羅馬的尼祿皇帝上臺后兩年，東漢開國之君光武帝劉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：封禪泰山，修建明堂、靈臺、辟雍，宣布圖讖（讀如襯）于天下。

    第二年，光武帝駕崩，享年六十二歲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這是他最后的動作。

    明堂是宣明政教之處，靈臺是夜觀天象之臺，辟雍則是天子的學宮。起明堂，筑靈臺，建辟雍，自然是為了從武功轉(zhuǎn)向文治，與天下臣民共享太平。

    那么，圖讖又是什么東西？

    讖，就是謎語式的預言，且由來已久。據(jù)說秦代就有“亡秦者胡”的讖語，結(jié)果秦始皇花大力氣對付匈奴，卻沒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，而是胡亥。

    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，還是靠不住了。

    不過民間是相信的，就像相信耶穌死了又復活。我們民族沒有宗教，也沒有信仰，還多災多難。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民群眾，安全沒有保障，精神失去寄托，靈魂無處安頓，就只有相信讖語、八字和風水。

    后來統(tǒng)治者也信了，帶頭的是王莽。

    王莽為什么相信？因為他就是靠這玩意當上真皇帝的。當然，把王莽扶上帝位的，除了讖語還有符瑞（吉祥物），比如那塊白石頭（請參看本書第三章）。

    何況這并非沒有理論依據(jù)?！抖Y記?中庸》就說：“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?！比寮医?jīng)典都承認的，王莽當然可以相信。

    實際上孔子雖然不談神怪，儒家卻相信世界上有天賜神物。他們說，伏羲的時代，有龍馬從黃河出現(xiàn)，背上有綠圖，叫河圖；又有神龜從洛水出現(xiàn)，背上有丹書，叫洛書。這就是所謂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。[14]

    其實這事孔子也相信。在他去世前兩年，有一只麒麟被獵獲打死。孔子就說：河不出圖，洛不出書，我可是沒什么希望了，我的主張也走到頭了！[15]

    這就是圖讖的來歷。

    圖讖，就是河圖、洛書加讖語。

    此外還有緯。

    緯，就是緯書。所謂緯書，是相對經(jīng)書而言的。獨尊儒術以后，儒家著作被奉為經(jīng)典，叫經(jīng)。其他各派諸子百家的，則叫子。另外，史學著作叫史，文學著作叫集，合起來就叫經(jīng)史子集。

    經(jīng)，原本是紡織品上的縱線，橫線則叫緯。所以，從理論上講，有經(jīng)就該有緯?！对姟贰ⅰ稌?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都被定為經(jīng)了，緯在哪里呢？

    也只能偽造一批。

    于是漢儒謊稱，孔子當年曾配合六經(jīng)，秘密地撰寫了一些緯書傳給后世，現(xiàn)在可以拿出來與大家共享，就像出土文物。這些緯書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，比如《乾鑿度》、《考靈曜》、《含神霧》、《感精符》，一看就是裝神弄鬼。[16]

    這樣的“偽書”當中，自然少不了讖語，否則也沒有偽造的必要。這就叫讖緯。

    王莽喜歡的，就是讖緯。

    劉秀喜歡的，則是圖讖。[17]

    這同樣毫不奇怪，因為劉秀也是靠這個當皇帝的。當年他起兵時，就有人拿來圖讖，說是劉氏該復起。稱帝前又有人拿來圖讖，說是劉秀奉天承運。劉秀扭扭捏捏一陣子后，就“順應天意”成為東漢光武皇帝。

    顯然，這是一種政治化的巫術。

    因此，光武帝劉秀把圖讖向天下公開，首先是為了鞏固政權，強調(diào)皇位和帝統(tǒng)的合法性和正當性，同時也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統(tǒng)治思想。但，大漢王朝不是已經(jīng)有了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意識形態(tài)嗎？為什么還要另起爐灶，請出來一個不倫不類的政治化巫術圖讖呢？

    也許，君士坦丁的選擇可供參考。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，恐怕就因為發(fā)現(xiàn)原來的多神教已經(jīng)無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國，這才既拋棄了羅馬城，也拋棄了羅馬神。

    同樣，儒家思想也讓光武帝不能滿意，盡管它其實經(jīng)過了董仲舒的改造，變得更對帝國的胃口。但，前面說過，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。他希望天意的解釋權能夠由儒生來掌握，從而在帝王的法統(tǒng)之外再開一個道統(tǒng)。

    光武帝當然不能同意，他可不想成為另一個狄奧多西。盡管他并不知道羅馬的故事，但帝王的本能告訴他，皇天上帝的授權不能假手他人，必須自己直接獲取。

    圖讖，就能起到這個作用。

    這就又要拜謝董仲舒了。他開創(chuàng)的今文經(jīng)學，原本就有巫術的意味，他自己也是推論災異的高手，《春秋繁露》里面還有登壇祈禱、求雨止雨的方法。王莽時代的那些緯書也是今文經(jīng)學派炮制的，光武帝只需順水推舟。

    為此，他不遺余力。

    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無法確知，光武帝對圖讖是真信或者僅僅只是利用。但可以肯定，他明白這玩意其實并不地道。因此他對外界的反應，就差不多到了神經(jīng)質(zhì)的地步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討論祭祀的事情。光武帝說，朕打算用圖讖來做決策判斷，你看如何？

    大臣答：臣不為讖。

    光武帝勃然變色：愛卿不為讖，是反對它嗎？

    大臣嚇出一身冷汗，馬上解釋說：臣才疏學淺，有些東西沒有學過，哪里敢反對？

    光武帝這才恢復常態(tài)。[18]

    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舊不以為然。比如尹敏，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訂圖讖。尹敏卻抗命說：讖書并非圣人撰寫，粗俗不堪，恐怕誤人子弟。光武帝不聽他的。于是尹敏做校訂時，便在空白處加了六個字：君無口，為漢輔。

    君無口，就是尹。這是典型的讖語模式。

    光武帝看了奇怪，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。

    尹敏說：臣見其他人這樣胡編亂造都得了好處，也想僥幸得到富貴，萬一成了呢？[19]

    這其實就是撕破臉皮揭穿把戲了，但劉秀卻沒有治他的罪，只是不再重用而已。也許，光武帝也明白，圖讖不過自欺欺人。硬要當真，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。[20]

    圖讖治國的方針卻一如既往地被強制推行。光武帝并沒想到：巫術政治化的同時，政治也會巫術化；而巫術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國也不能救命的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正如董仲舒企圖用來制約皇權的天意，反被皇帝用來對付臣民，劉秀試圖借以鞏固政權的圖讖，也被造反起義的農(nóng)民用來推翻王朝。黃巾軍就是這樣。他們的口號有八個字：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

    這也是典型的讖語模式。

    以后，曹丕、劉備、孫權，都用圖讖來做文章，證明自己稱王稱帝的合法性。結(jié)果，正如基督教不是羅馬帝國的救世主，圖讖也沒能拯救大漢王朝。

    那么，東漢為什么會亡？

    東漢之亡，又留下了哪些教訓和遺憾？

    東漢之亡

    東漢是傷勢過重不治身亡的。

    傷，有內(nèi)傷，有外傷。外傷就是農(nóng)民起義，內(nèi)傷則是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曠日持久、錯綜復雜的斗爭。

    那就先看內(nèi)傷。

    與劉邦以一介平民開創(chuàng)帝業(yè)不同，劉秀是豪門巨族出身，依靠的是以南陽大族為骨干的豪強集團。后來他分封功臣，提倡儒術，原因也在這里：一起打江山的豪強必須得到酬謝，主張家天下的儒學則能鞏固其統(tǒng)治。

    這就與西漢有所不同。

    西漢實行的是戶籍管理制度。所有臣民都要按戶登記在冊，叫編戶；編入戶籍的臣民一律平等，叫齊民。這是有利于帝國統(tǒng)治的，因為可以保證皇帝的高高在上。

    然而到西漢末年，齊民已經(jīng)不齊，帝國之臣開始兩極分化。大部分人或貧或賤，成為寒門或庶族；極少數(shù)人或富或貴，成為豪門或望族，社會結(jié)構(gòu)發(fā)生大變化。

    換句話說，西漢前期的臣民，就像馬克思所說是裝在一個口袋里的馬鈴薯，個頭都差不多，皇帝當然也不難君臨天下?，F(xiàn)在某些馬鈴薯卻變成了巨無霸，夾在了皇帝與小民當中，又該如之何呢？

    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。

    可惜東漢的國運不佳。頭三個皇帝還不錯，既有執(zhí)政能力，壽命也算長，光武帝享年六十二歲，漢明帝四十八歲，漢章帝三十三歲。這就已經(jīng)一代不如一代，沒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慘，繼位時年紀小，活的時間也不長。

    和帝十歲，享年二十七歲。

    殤帝百日，享年二歲。

    安帝十三歲，享年三十二歲。

    順帝十一歲，享年三十歲。

    沖帝二歲，享年三歲。

    質(zhì)帝八歲，享年九歲。

    桓帝十五歲，享年三十六歲。

    靈帝十二歲，享年三十四歲。

    章帝以后八個皇帝，包括沒算進去的少帝劉辯（十七歲）和獻帝劉協(xié)（九歲），繼位時沒有一個是成年人。活得最長的桓帝和靈帝，又是著名的昏君。

    那么，誰來治國？

    外戚和宦官。

    這是東漢的兩大勢力集團，他們之間的斗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。原因很簡單，皇帝年幼，只能太后臨朝，外戚專政?；实坶L大要奪回權力，又只能依靠宦官。結(jié)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罷我登場，一直鬧到亡國。

    斗爭殘酷而血腥。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時期，第二次在安帝死后，兩次都是外戚失敗，他們的兄弟和同黨則不是自殺，就是伏誅。這還算是客氣的。到桓帝聯(lián)合宦官消滅外戚梁冀時，可就是滿門抄斬，血流成河了。

    停戰(zhàn)時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朝政被他們輪流把持，仕途則被他們坐地分贓。大體上中央官是外戚黨羽，地方官是宦官黨徒。東漢的政治，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。

    更嚴重的是還要謀殺皇帝。

    被謀殺的是質(zhì)帝。質(zhì)帝死時雖然只有九歲，卻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。有一天上朝時，質(zhì)帝看著梁冀說：這是個跋扈將軍。于是，梁冀當天就給質(zhì)帝送去了毒餅。

    質(zhì)帝緊急召太尉李固進宮。

    李固問：陛下怎么得的病？

    質(zhì)帝說：吃了餅，肚子疼，喝口水還能活。

    旁邊的梁冀卻冷冰冰地說：會吐的，不能喝。

    話音剛落，質(zhì)帝駕崩。

    李固伏尸大哭。

    于是，梁冀便把李固也殺了。[21]

    這就實在讓人看不下去。君為臣綱可是帝國的根本所在，豈能動搖？天下人的天下，又豈能由他們瓜分？

    另一個勢力集團拍案而起。

    這個集團就是士人。

    士人集團也就是官僚集團，因為兩漢的官僚隊伍主要由士人組成。士人就是讀書人。他們以讀書為生涯，兼事農(nóng)業(yè)，世代如此，正所謂“耕讀為本，詩書傳家”。

    讀書沒有經(jīng)濟效益，出路是做官。一個家族如果有人因為讀書而做官，讀書就會成為風氣，做官的人則會越來越多。如果世代屢出高官，那就成為名門望族。再加上門生故吏親朋好友，則會形成不小的勢力。

    當然，這也是利益集團。

    不過，雖然都要講利益，三大集團卻并不一樣。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，士人卻還有理念、氣節(jié)、操守、追求和情懷。這是他們讀書讀來的，也是光武帝倡導的。

    光武帝即位后，一方面四處宣揚圖讖，另一方面則大力表彰氣節(jié)。作為高明的政治家，他很清楚圖讖之類只能愚弄匹夫匹婦，氣節(jié)操守才能撐起國家棟梁。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：不肯出來做官的，尊重其個人選擇。[22]

    此舉影響深遠。因為對于讀書人，最擋不住的誘惑就是做官。如果歸隱山林能夠得到皇上的肯定，那么，進入官場的士人也應該能夠潔身自好。

    這可真是綱舉目張。

    因此東漢的士風清朗一時。士人以道德相標榜，以天下為己任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面對朝政的混亂，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以京都洛陽為陣地，以三萬太學生為后援，口誅筆伐，評頭論足，掀起了輿論的狂潮。

    唇槍舌劍所指，就是宦官集團。

    依靠宦官鏟除異己的漢桓帝震怒。公元166年，也就是羅馬使團訪華那年，桓帝指名道姓以“黨人”罪名逮捕二百多人，判處終身禁錮，史稱“黨錮之禍”。

    讓桓帝沒有想到的是，黨錮之禍給受害者帶來的卻是崇高的榮譽。太學生和知識界開始給他們做排行榜，名譽最高的叫三君（意見領袖），其余則有八?。〗埽?、八顧（楷模）、八及（導師）、八廚（慈善家）。

    這些人統(tǒng)稱名士，也叫清流。

    清濁不兩立，沖突還會再起。

    公元169年，漢靈帝制造了第二次黨錮之禍。這一次的打擊面更大：被殺一百多人，禁錮六七百人，太學生被捕一千多人。帝國的知識精英，幾乎被一網(wǎng)打盡。

    人品的高下，人心的向背，卻也在這時顯現(xiàn)出來。

    李膺是八俊之首，通緝令下達時正好隱居鄉(xiāng)下。鄉(xiāng)人勸他逃亡，他卻選擇自投羅網(wǎng)。李膺說，遇事不避難，獲罪不避刑，才是氣節(jié)。結(jié)果，李膺死于獄中。

    吳導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，到了縣里卻抱著詔書號啕大哭，縣令郭揖也解下印綬準備跟范滂逃亡。范滂卻謝絕了他們的好意，慷慨赴死，時年三十三歲。[23]

    什么叫精英？這就是。

    知識精英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產(chǎn)，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積的打擊，王朝離覆滅也就為期不遠。可惜桓帝和靈帝都意識不到這點，只有死到臨頭才可能被嚇醒。

    果然，十五年后，漢靈帝大赦黨人。

    因為黃巾軍打過來了。

    道教啟示錄

    黃巾軍是在公元184年起義的。

    不清楚漢靈帝的情報系統(tǒng)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，然而起義者卻已把輿論造足。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：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[24]

    這是暗號，也是讖語。

    歲在甲子約定的是起義時間，事實上這一年也剛好是甲子年。但這里面未嘗沒有神秘意味，因為甲子為六十年一個輪回之首。歲在甲子，有開始新紀元之意。

    這當然是巧合，但足以讓人興奮。

    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則略嫌費解。因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說法，土德的黃天應該在火德的赤天之后，蒼天卻是木德，也不代表漢，漢是火德。

    也許，這句話的意思是：木（蒼天）已被火（漢王朝）燒成灰燼，現(xiàn)在輪到土，土是黃天。[25]

    難怪他們要戴黃頭巾。

    光武帝用來奪取江山的手段，被黃巾軍用來推翻他的王朝，這真是情何以堪。不過黃巾軍倒不是存心要讓光武帝的在天之靈難受，因為他們原本就是道教徒。

    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說不清的事情，但不會早于漢順帝時期。據(jù)說當時有個名叫宮崇的人，獻出了一本叫《太平青領書》的神書，而這本書又是他老師于吉得到的。有關部門認為該書妖妄荒唐，便藏在宮中，并未公開。

    后來不知為什么，張魯手上也有了這部書。[26]

    張魯可就跟道教有關了。他的祖父叫張陵，也就是道教講的張?zhí)鞄?。張陵?chuàng)造的教派叫天師道。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，所以也叫五斗米道。

    另一個教派則叫太平道，創(chuàng)始人就是黃巾起義的領導者張角。黃巾軍失敗以后，太平道融入了天師道；而天師道則因為張魯投降曹操，慢慢發(fā)展起來。[27]

    天師道和太平道的故事，大約基本屬實。于吉得到了神書，則只能姑妄聽之。但這段記載還是道破了天機：該書主要講陰陽五行，也有很多巫覡（讀如習）雜語。

    巫就是女巫，覡就是男巫。

    也就是說，道教出自巫術。

    這并不奇怪，印度的婆羅門教就是從巫術演變而來的（有關巫術的觀點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《國家》）。但道教在東漢后期產(chǎn)生，卻發(fā)人深省。

    是啊，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？

    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經(jīng)傳入中國，時間是在漢順帝之前的漢明帝時期，佛寺則首先在洛陽建立。盡管這時中國人對佛教的理解還很膚淺，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種方術，但這種聞所未聞的精神文明還是讓我們耳目一新。

    中華民族是善于學習的。宗教既然是好東西，那我們就自己創(chuàng)造一個，哪怕借雞下蛋。

    這時，猶太教和基督教還沒有傳進來，伊斯蘭教則尚未誕生，我們并不知道一神教為何物。但我們從佛教那里得知，宗教需要教義和教主，需要組織和儀式，更需要理論基礎、修持方式、崇拜對象和最高智慧。

    那么，我們有嗎？

    有。陰陽五行就是理論基礎，練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，各類神明就是崇拜對象，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。只要把老子奉為教主，術士稱為道士，就成功了。

    道教當然并非如此簡單，它的誕生和發(fā)展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。但這不是我們要說的。我們更關心的是，道教在中國必然要產(chǎn)生嗎？如果說它的橫空出世乃應運而生，那么道教的“運”又是什么？

    巫術的合法化和正規(guī)化。

    我們知道，巫術是一種原始文化，因此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后就要變身。比方說，在希臘變成科學，在印度變成宗教，在中國變成禮樂，在全世界變成藝術。

    變成禮樂以后，巫術就不再是巫術。正宗的儒家是不講巫術的，也不喜歡怪力亂神。唯其如此，圖讖，包括后來的佛教，便一直遭到正統(tǒng)儒家的抵制。儒家講的是王道，而王道不需要裝神弄鬼，也與方術無涉。

    可惜，巫術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基礎，也有適合其生長的氣候和土壤，尤其在民間。因此，它只會被底層化和邊緣化，不可能徹底消亡。

    更何況，巫術還有它的合理性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正如歐洲的中世紀并非一團漆黑，包括方術和讖緯在內(nèi)的巫術也并非一無是處。漢代緯書中，就不乏天文學、地理學、數(shù)學和哲學的知識。與巫術息息相關的中醫(yī)學，更不乏人體學和醫(yī)藥學的內(nèi)容。[28]

    其實兩漢的科學技術非常發(fā)達。張衡的候風儀和地動儀，揚雄的《太玄經(jīng)》（數(shù)學），張仲景的《傷寒論》（醫(yī)藥學），王充《論衡》中的某些部分，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
    就連被斥為妖妄荒唐的緯書，也發(fā)現(xiàn)了日蝕的科學原理（日光沉淹，皆月所掩），以及為什么地球在運動人卻以為地不動。他們的說法是：這就像在大船上閉窗而坐，是不可能感覺船在行走的。[29]

    這并不奇怪。漢，畢竟是大帝國和大文明，有一種開闊的胸襟、豪雄的氣勢和遠大的目光，可以縱橫萬里，包攬?zhí)斓?。漢人也信心滿滿，自認為有資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，對之前的文明做出總結(jié)性的發(fā)言。

    天人合一，陰陽五行，就是這種遠大目標的產(chǎn)物。換句話說，漢人是要徹底弄清楚自然與社會、歷史與現(xiàn)實的關系，并為之構(gòu)建一個科學模式或數(shù)學模型。

    可惜，中華文明的科學基礎實在薄弱，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術。這就不能再讓巫術底層化和邊緣化。但，巫術如果不能變成科學，就只能變成別的。那么，它在漢代又怎樣實現(xiàn)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規(guī)化呢？

    上層將巫術政治化，下層將巫術宗教化。

    政治化的巫術就是圖讖，就是緯書。也就是說，巫術政治化的前提，是儒學的巫術化。儒學巫術化了，巫術才能儒學化，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規(guī)化。但，兩漢儒學是為政治服務的。所以，兩漢巫術也必然政治化。

    結(jié)果是什么呢？

    政治巫術化，比如王莽，比如劉秀。

    與此同時，巫術也在宗教化，宗教化的巫術就是道教。道教的宗教外衣是從佛教那里借來的。結(jié)果又是什么呢？是佛教的道教化。后世一般信眾心目中的佛教，其實是被巫術化和道教化了的，只有禪宗是個例外。

    顯然，政治巫術化，佛教道教化，都因為巫術沒能科學化。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。

    然而歷史沒給我們留下思考討論的時間。董卓，一個野蠻、強悍而又狡猾的西北軍閥，像公牛闖進瓷器店一樣闖進了洛陽。所有的壇壇罐罐都被打碎了，接下來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亂。一直要到隋唐以后，我們民族才能靜下心來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。

    但這絕不意味著三國、魏晉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沒有意義的。恰恰相反，正是由于這三個半世紀的積累和準備，中華民族才發(fā)展壯大起來，中華文明也才再次成為影響深遠的世界性文明。

    那就讓我們一一道來。

    本卷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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