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浚想如果作為清朝一品大人刑部尚書的自己，不能匡正世風的活，真不如回家歸田。作為農(nóng)二代，官一代的他如果不能為衣食父母農(nóng)民擔道說話，那么他枉為尚書大人，將無顏見父母于九泉之下！更何況他的為官之道，就是為民謀福。然而面對朝上紛爭如處銅墻鐵壁，清朝江山是人家打下的，這種功勛是誰都不可抹煞的，他們心懷狂傲，倨功不羈，偶爾放蕩得瑟一下，又何妨？從前無人敢問，敢管，如今偏偏遇上了任浚這位尚書大人，真得拿八旗子弟們開刀門斬了，他們個個心懷怨恨，即使順治皇帝內(nèi)心也不免對其產(chǎn)生怨恨，畢竟他們滿人有“血濃于水的“一脈相承，唇亡齒寒只能牽動他們的神經(jīng)！可是這也不是什么“家事“，家事由家人處理自有情可言，而觸犯了法律，便是國事，家有家規(guī)，國有國法，任尚書作為國法的執(zhí)行者，他做得也沒錯，公平公正，你滿族人是人，而我漢族人也是人??！“殺人償命，歉債還錢，“天經(jīng)地義??！任尚書知道，他這樣做了會危機四伏，因為直接戳傷了王權的“痛點“，他們會暗中對百姓尋機報復的，一個從不服輸?shù)臐M族，不會就此心軟，而順治帝也是無奈，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！“再說人家任浚冒著生死也是為了大清王朝效力！順治帝也只好收斂心中戾氣，暗中囑咐王室，八旗子弟們好好管住自己，象任尚書學習學習，你看人家任浚為了他們漢民的權利如此賣力賣命！咱們滿民豈能為自己抹黑？

    任浚知道，自己的權力也只是一時，不是一世。況且自己已年邁，加上舊傷復發(fā)，體力自覺不支。怎樣才能保證天下漢民有和滿民一樣有應有的權益？他思來想去，在皇權霸道，暗流涌動的大清王朝，只不讓法律來制裁“權力“，讓法律高于一切，而不是權力高于一切！于他奏請皇上修改《清律會典，并且要求把《明律》也加入其中，真正的以，法制國，國家才會長治久安！順治皇上答應修改，經(jīng)過幾個月的努力，任浚親自參與，經(jīng)過不斷的調(diào)整過程，才將明朝會典的條例納入了清廷的政治活動之中！雖然，不夠完美，但畢竟讓任浚的心里多了些寬慰，從此百姓可以有法可依了！

    清律的修改，讓天下百始大快人心，而讓滿臣們倍感郁悶，這個自然理解，這樣束縛了他們的驕縱和任性。

    順治十二年正月任浚疏言:“律多不備，例出隨時添注，殊欠折衷。又八旗事多門干靠例，如律殺人者抵，而例有義憤自首減免之條，給主埋葬，而例有賠人之條。盜賊未獲贓而例有追產(chǎn)賠主之條。律有五刑，而例自大辟之下，皆以止鞭一百。如此類頗多，律例不等，滿漢互異。乞皇上敕滿漢堂官專領共事，慎選司員一一商榷，疑難者請旨裁定，靠例可更者，一準用途律，不可更者即載入律條著為令。又大辟又立決，監(jiān)候兩等，按律所言，決不待時，謂不待秋決，非謂招成不待覆奏，即處決也。查會典，凡在外絞斬凌遲監(jiān)候者依期俱差官處決，如有決不待者，重囚詳議具奏，即差官前去審決，蓋恐立決中尚有疑情，可臨時三覆詳慎人命。嗣后凡奉旨依立決在內(nèi)者，三法司仍會審覆奏行刑，在外者宜復差官決例，庶無冤濫。“

    任浚挑燈夜戰(zhàn)，作這上疏之言，讀后順治帝頗為感動，而感其忠誠于下清，體恤于百姓，卻又憐惜他帶病而嘔心瀝血。

    順治十二年(1655年)三月十九日，順治帝諭吏部:“朕觀刑部尚書任浚年力衰邁，部務不能料理，每以循延。念其服官日久，著以原官致仕回籍，爾部作速推才品堪任者具奏。“

    任浚告老回鄉(xiāng)，他站在故鄉(xiāng)的云行山上，思緒紛然，人生之倏忽如白駒過隙，人世之蒼茫，唯正氣延續(xù)。他面對故園，任憑冷風吹動著他那凜然不屈的身體，他白發(fā)飄飄，淚水灑向故園，如果還有來生，他一樣為民生謀！

    順治十三年1656)年二月，任浚病故，享年六十二歲。順治帝聽聞，悲痛欲絕，特遣人到任浚故里舉行了“國葬“儀式，恩賜伴朝鑾駕，御贈對聯(lián):“薛伯家風，東安世澤“。

    好友孫廷銓悲痛之余，給它寫下了留傳千古的墓志銘，最后結尾處表達了對任浚的哀悼之情，:“騎箕尾乎，道其藏；為雷雨乎，澤將長。惟君與文，何用不臧；有廢而興，天道難量。攀龍墜髯，求死不得乎，為我心傷:乘云歸矣，而慭遺一老，宛然在堂。悠悠千載，誰相望；且歸休乎，山之陽?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