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帝的這一朝呢,事情很多,甚至比康熙朝的要多,邊疆可謂是“亂哄哄,你方唱罷我登場”。
我們都知道,乾隆在晚年的時候,寵幸和珅,但和珅的內(nèi)容我們留到后面單獨論到。乾隆晚年,多種措施均不滿人意,甚至這個不滿多過了對漢武帝“輪臺罪己詔”前措施的評價。
但不得不說,在乾隆朝早期的時候,其實他還是十分有朝氣的,用人與駕馭呢也在雍正之上。
他做了不少替父親彌補罪過的措施(其實也有可能是雍正特地留給乾隆來籠絡(luò)人心的)。首先就是他釋放了岳鐘琪,也釋放了皇十四子胤禵。又嚴辦了雍正之前錯誤重用的聚斂錢財?shù)耐跏靠?,也明旨斥責早已逝去的酷吏田文鏡,說田文鏡身為督撫,“苛刻于搜求,屬吏競為剝削,河南民重受其困”。
之前那一向反對田文鏡苛政的史貽直,被弘歷直接升為湖廣總督,之后更是先后調(diào)任了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、吏部的尚書以及直隸總督,乾隆九年的時候,更是進一步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。
其實在雍正的朝廷中,敢于說話或者能說話的并沒有什么人,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經(jīng)因為過于口直而被降調(diào)為“戶部銀庫行走”與“署理河東鹽政”的原任刑部與戶部侍郎孫嘉淦,讓他仍然做吏部侍郎,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孫嘉淦不是一個碌碌無為的人,可謂是滿清一朝的名臣,風骨赫赫,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他曾經(jīng)留下了一篇不朽的奏疏,前面論述康熙用人時我們提過一嘴,其中說道為人君是怎么樣可以提防小人而親近君子的?!靶∪诉M而君子退者,無他,用才而不用德,故也。德者,君子之所獨,才則君子、小人共之,而且小人勝焉。語言奏對,君子訥而小人妄誽,則與(人君之)目習投矣?!?br/>
按理來說,乾隆這樣的君主,看到這樣的奏章應(yīng)該大怒,認為在譏諷自己,可我們前面說了,這個時候的弘歷其實還是蠻有朝氣的,他不僅不生氣,反而將它宣示于內(nèi)外。之后,更是直接調(diào)任孫嘉淦做直隸總督,兼管河道,調(diào)任湖廣總督,雖然曾在乾隆八年降為江西巡撫,不過僅僅一年后,又升遷為左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、工部尚書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、吏部尚書、“協(xié)辦大學士”。
孫嘉淦的名聲在民間可謂非常出名,頗著直聲,到了什么程度呢,乾隆四年的時候,有人用他的名號寫了一份奏折去彈劾鄂爾泰和張廷玉,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名聲去寫乾隆有“五不可解、十大過”,乾隆都不肯對孫嘉淦有所責備。
當初因為反對程、朱理學惹怒雍正,而被下獄的謝濟世,乾隆即位后,就把他從充軍的地方召回了,仍讓他做御史。其后,他受任為“湖南驛監(jiān)道”,在乾隆八年被人參了一本說他離經(jīng)叛道,乾隆說“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”。
乾隆在當時的確可以算上一位賢主,比起明朝中后期的那些君主(憲宗、武宗、世宗、神宗等),可謂碾壓。
言官呢,尤其是御史呢,一直以來都是有一個權(quán)利,那就是“風聞言事”,就是他們彈劾別人不用有真實證據(jù),他們認為搜集證據(jù)是司法機關(guān)的責任,而不是監(jiān)察機關(guān)的責任,這一點在現(xiàn)在的法律方面叫做“有罪推斷”,是絕對不允許的,因為太容易有冤假錯案了。
當時有一位大學士趙國麟,被御史彈劾的惱了,一股無明業(yè)火竄了上來,向乾隆抱怨道:像這樣的御史應(yīng)該處分!結(jié)果乾隆不僅不處分,反而升了御史的官。
這樣看來,乾隆朝的前期,國家機器和執(zhí)政能力還算良好,接下來就到了處理邊疆的問題了,也到了亂哄哄的局面了。